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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住过的胡同和妈妈教过的小学“西廊下”

2012-4-25 21:49| 发布者: 国际老年网| 查看: 2009| 评论: 0

摘要: 儿时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妙应寺白塔旁边的一条胡同里,街叫宫门口,胡同叫西廊下。至于哪一座宫又是哪一条廊,其来历当然不知道了。 白塔寺夹道有一个小 ... ... ...

(图片来自网络)

儿时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妙应寺白塔旁边的一条胡同里,街叫宫门口,胡同叫西廊下。至于哪一座宫又是哪一条廊,其来历当然不知道了。

白塔寺夹道有一个小小的理发店,我是常客。小孩子是坐不住的,总催师傅快点儿理。师傅也总是说:“理就要理好。你到大街上,人家问你在哪儿理的发,你告诉人家是在我这儿。我可不能砸了我这牌子!事情要做漂亮,最好做到极至。”今天我也有这股心气儿。现在再去白塔寺(妙应寺俗称白塔寺),那条夹道、那个小店儿依稀尚存,尽管破旧却还有那模样。

宫门口南头儿,里边,把口儿,路西,当初有个纸铺。高高的柜台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,笔墨本册都会到那儿去买。今天这条街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菜市场,一个地道的城中村,满不是往昔那么回事儿了。看到那家用剩煤末摊成煤饼烧炉子,倒也想起我在西廊下生煤球炉子时的狼狈:煤烟熏得睁不开眼,左手提着火钩子,右手拿炉筒子一个劲儿的跑开,躲烟呗。我上学时,还为此写过一篇作文呢,很是得意了一番。

08奥运今年在北京举办那会儿,我特意回了一趟故里,看到西廊下胡同南半截,因为党和政府要让家家户户迎接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这年夏天里召开,结果临街被一律修成了灰墙灰瓦模样,虽然胡同照样存在着,却找不到那座几进几出我从小儿居住过的高门楼四合院了。而今的西廊下胡同北半截,被政府和开发商一块儿,官商心往一处想、劲儿往一处使,盖起了两片鹤立鸡群的高楼,一片楼房叫“玉廊东里”、一片楼房叫“玉廊西里”,分界线恰在我儿时住宅的南墙。谁都知道他们趁机个个没少挣,每人往口袋里捞足捞够了钱,买个美国绿卡移居国外,过几辈子没问题。

妈妈长期执教西廊下小学的那座两层高的灰色主楼,及其整个校舍旧址,至今还屹立在那儿。它留给我的记忆却是极其复杂的。文革时,妈妈脖子上挂着校革委会写有她名字“江恒洁”并被打了红叉的大牌子,头被强迫剃成阴阳头,上身五花大绑被揪斗,被雨点般暴打,被祖宗八代的凌辱,一顿饭却只让家里给往关她的学校小黑屋里送去一个窝头吃。我们怕妈妈吃不饱,总想办法把窝头蒸得大点儿,再大一点儿。

儿时我住的小院儿是西廊下胡同22号(红门牌),1964年以前叫11号(蓝色的门牌)。它离西廊下小学很近,都在胡同东侧这边儿,两处只隔着几道门儿。中间那几个门儿的房东,我至今没忘他们:从学校往我家这儿数,依次是马世禄先生、吴瑛琪和吴瑛美的母亲、于宗波先生。

其中数马世禄先生家的宅第最大:他家一条甬道三套院,高门楼下,院儿里还有院儿,打开一扇门又见一扇门。1964年北京都还使用蓝门牌时,西廊下小学是8号,那9号高大门楼的两扇街门里,住的就是马世禄先生。北京一律换成蓝门牌的1964年,从胡同最北头开始,把西廊下胡同路东这一侧的门牌,当时全都给排成了双号。马世禄先生的宅第,一分为三,老门牌9号街门内一条小胡同里的三套院子,由北向南挨着,被编成了28号、30号、32号。西廊下小学也让他们给改成了34号。家家户户都换上了红门牌。如今马世禄先生家的28号临街西厢房三间,还在那儿:条石房基,高屋厚墙,挑檐尖顶、青砖青瓦,木梁木柱,屋里灰顶木门窗;后山墙那三扇老式窗户朝向正西,可以想见住在屋里早晚都能见着太阳。马世禄先生家的西廊下胡同28号西厢房临街这三间房,而今位于西廊下现存南半截的胡同路西最北端,紧挨着它的邻居就是马路这一侧、靠南边的西廊下小学。

从我家小院儿到西廊下小学,中间的以上三位房东,都有一个爱好:爱种树,特别喜欢种果树。他们每家门里各有一棵我抱都抱不过来的枣树,高大参天,枝繁叶茂,年年硕果累累。听老人们讲,那都是房东各家当初自己亲手栽的。可惜后来全被砍了,今天连影儿都找不着了。这些年来,北京的名木古树,被戴红箍的家伙毁坏不计其数!什么好东西到了他们手里也是个“毁”,他们上哪毁哪,有多大能耐,毁多大物件。老人们不止一个拄着拐杖对我说,都赖自己上辈子做错了什么,才招致家家户户后来要受他们这份没完没了的折腾呢。

我家院儿里住的房东,他也姓于,和刚才说的另一户院子里的房东于宗波先生,两个院儿紧挨着,一墙之隔。

我们家住的院子,进到大门内,里外俩院落,一东一西,穿过外院才能到东院儿也就是里院儿。当初西边的外院儿从来不住人,只有一架葡萄,遮住了整个院子。东边的里院儿,北房门前两株海棠、我家住的东厢房门前有棵丁香。花开时节,满院留香。南墙根一池玉兰,白色的玉兰花,含苞待放,清雅圣洁。那时候,我们院儿的房东于爷爷还爱种西番莲:秋天把那白薯一般的块根,挖出来存在地窖里;春天再种在房前,大朵大朵的花,红的、粉的、黄的,姹紫嫣红。那叫一个轰轰烈烈!

小院儿里的事,让我至今记忆最深的是,一进我们家东厢房,堂屋有个大沙发,破了个洞,伸手进去可以摸出一块积木或一把小勺出来。春天配眼镜,刚刚被放大了瞳孔,我就跑到里屋去焊那架装了一半的半导体收音机。这是儿时最流行,我最陶醉的科技活动了。爸爸怎么说我也不听,把我拽到院子里打了一顿(怕是唯一的一顿屁板了)。可这眼镜却让我足足戴了一辈子。

我们的房东于爷爷平常还爱琢磨点什么。大跃进吃公共食堂那会儿,他用杠杆链条做了一个能够吊起大笼屉的机械模型。房东姐姐是个独生女,爱画画儿,线描的红楼梦,游龙戏凤,满像样子。

后来,一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,革掉了这一切。小院被无产阶级专政一声令下统统没收掉了,陌生的人家接连搬进了我们的院子里来住。无产阶级向来讲究实惠,大大小小的厨房,紧跟着搭满了整个两进小院儿,没下脚的地方。我再也看不到那海棠,那丁香,那玉兰了。再后来,整个院子又给全拆了,代之以许多非洲新兴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兴盖的那种楼房,这些年来在北京纷纷拔地而起。把家产浮财、老婆孩子相继都移民到国外享福去的那些管事的(现在有的全被首都人民尊称为“裸官”),他们一阵儿一阵儿和房地产商们,举杯相庆。我只有在梦中,回忆我曾住过的文化名城古都四合院了。(作者: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晓中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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